“基建”背后的力量：凿山开路八十年

  1945年6月6日清晨，二战同盟国军队先头部队穿越英吉利海峡，在诺曼底发起登陆战役，数十万人冒着德军密集火力冲向海滩。不过，在诺曼底海滩抢先上岸的并不是坦克装甲车，而是上千辆卡特彼勒(Caterpillar)公司生产的推土机。

  提到卡特彼勒，可能很多人有点一脸懵：卡特，那个造鞋的吗？卡特彼勒不造鞋也不卖鞋，它是世界上的排名第一的工程机械制造商，是创造过无数工程奇迹的巨无霸。商店里的卡特鞋，纯粹是凭借自家产品超强的质量口碑，卖鞋商家找上门来请求授权贴牌。

  这家创立于1925年的企业，在二战期间为美军制造了5万多辆推土机(Bulldozer)，被美军用来铺路架桥、修建机场。硫磺岛战役中，日军躲在坚固的地下工事中节节抵抗，给美军造成重大伤亡。苦无善策的美军指挥官后来接受一个水泥工的建议，命令工兵开着推土机，直接用水泥混凝土将日军工事洞口封死，这才解决战斗。

  抗战时期，日本封锁了中国所有出海口，外界物资没办法进入中国。国民政府决定修筑一条从昆明出发，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北部的公路，连接中国大西南后方基地。这条公路就是后来的滇缅公路，战略意义重大，但由于沿线地形复杂险恶，工程量极为浩大。

  国民政府征集了20余万人，在没有现代施工机械的条件下，依靠农具锄头挖山开路、肩挑人扛，修成了这条全长1000多公里的公路，确保了抗战最艰苦时期中国没有被困死。但是代价也相当惨重，施工全套工艺流程中死于爆破、坠崖、塌方和疟疾的超过3000人，滇缅公路上每一英里就有两座墓碑。

  在当时基本还是农业国的中国，缺少现代化机械是普遍现象。当时在山东领导抗日，担任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员，手下队伍几乎什么都缺，无法生产，基本只能靠缴获，坏了还不会修。

  为了解决武器问题，八路军当时陆续自建了一些兵工厂。像胶东军分区，1943年成立了鲁南第八兵工厂，他们从造地雷、手榴弹开始，摸索着生产、维修武器，在抗战期间发挥了不小的作用。战争年代极不稳定，这家兵工厂也跟着部队不断搬迁，之后十年里先后搬过十个地方。

  当年曾在兵工厂造地雷的民兵，恐怕万万想不到，这家简陋的作坊日后会成为一家，能制造各种钢铁巨兽的巨头企业。

  1953年，兵工厂搬到徐州，然后在这个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安稳下来，没有再次搬迁。随着战争结束，这家工厂向民用转型，生产农业机械、起重机等。1958年，副总理前来视察，提议将厂名改为“徐州重型机械厂”，也就是徐工集团的前身，现在则是中国头号工程机械巨头。

  工程机械，包括挖掘机、推土机、起重机、混凝土机械等工程装备，作为制造业的一个门类，与汽车、芯片等相比，给人的印象似乎是“傻大笨粗”，却是支撑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，被视为国民经济的“晴雨表”和“风向标”。

  人们会讨论手上的手机型号、路边的汽车品牌，但即使天天从小区旁的工地路过，也从不会关注那儿的挖掘机是哪家生产的。但实际上，这些笨重家伙，在支撑一个国家的起飞路上，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  中国工程机械的真正发力，要一直等到新世纪才会到来，在那之前，是漫长的摸石头的岁月——前半程摸着苏联草创，后半程摸着美日欧前行。

  建国之初跟苏联老大哥学习，方法简单粗暴：测绘仿制。对于百废待兴又没啥底子的新中国来说，照葫芦画瓢是最快的方法，短短几年时间里，就能仿制出差不多的产品。

  1957年制造的第一台汽车起重机，原型是苏联的K51；1954年测绘仿制的第一台机械式单斗挖掘机，原型是苏联的Э-504，比当时新型的液压挖掘机已落后一代，但对于从零起步的新中国来说已属难得。

  仿制的好处是快，但只能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技术上缺少升级换代的能力。中苏交恶后，中国彻底失去外界技术来源，加上之后的蹉跎岁月，国内始终缺乏大量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建设。

  七八十年代挖河治水，依然主要靠发动大量人力。这里不能不说一句，中国的农民真苦，冬季农闲时，还要像古代服徭役一般被征集劳动，只管饭，没工资。开挖河床、搬运沙石、垒堤筑坝、浆砌河堤，海量的土方作业几乎全靠人力完成。

  那时候总强调“人定胜天”的精神——没办法，没有大型机械设备，只能依靠无穷无尽的人力去填补。这种极为原始的工程作业，根本不可能支撑起一个国家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。

  改革开放再次打开国门时，我们才猛然发现，在包括工程机械在内的几乎所有行业，汽车、飞机、家电，都已经被甩得看不到别人车尾灯，与西方产生了巨大的技术差距。

  副总理谷牧带队出访西欧，发现西德一个露天煤矿，只有2000名职工，年产煤5000万吨，而国内同样规模的煤矿要16万名工人，效率相差80倍。代表团回国后在人民大会堂向高层汇报，所有人都被震惊得直呼“石破天惊”，很快做出了引进外资、向西方学习的决策。

  整个80年代，从家电、纺织到橡胶、钢铁，甚至啤酒灌装，各行各业都在从国外引进技术。美国《新闻周刊》曾报道：“中国人到处搜寻着用旧的设备，一批工程师到法国瓦尔蒙，日以继夜地拆掉已经破产的冰箱厂旧设备，将5000吨的设备装上轮船、火车，运回国内。”

  这里面当然也有不少教训。一些企业饥不择食，引进了大量西方淘汰几十年的陈旧设备，结果买来就成了废铁。相较而言，对工程机械行业来说，当年的技术引进还是颇多亮点的。

  1985年，机械工业部组织12家国有企业，先后与美国卡特彼勒、日本小松以及德国利勃海尔等公司做了接触，商谈先进工程机械技术的联合引进。几轮商讨后，行业老大卡特彼勒成为头号种子选手。

  80年代是日本制造高歌猛进的年代，日本汽车、家电、游戏机横扫全球，在多个领域攻陷了美国市场，工程机械也不例外，卡特彼勒被日本小松打得节节败退，每天损失100万美元，连续亏损了三年。拓展外部市场，成为卡特的当务之急，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自然成为其首要目标。

  一个要技术，一个找市场，两方一拍即合。1986年底，中国与卡特彼勒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，指定了国内12家企业消化吸收，国家计委还专门给了7亿多元的外汇额度支持。

  机械工业部专门成立了一个卡特彼勒技术引进办公室，简称“卡办”，工程农机司副司长杨红旗担任“卡办”主任，被人戏称“杨卡特”。“卡办”统筹负责技术引进、消化吸收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，将产品按设计、工艺、标准、检测、整机试验等分类，同步进行消化吸收。

  即便今天看来，这也是一项相当庞大的技术引进工程。基本上，中国工程机械的中坚力量都参与了这次联合引进，分别负责某种产品或关键技术：福建厦工、广西柳工引进装载机技术，青海工程机械厂、鞍山一工引进推土机技术，上海柴油机厂引进发动机技术，成都工程机械厂引进液压件技术，山推引进密封履带技术……

  这个项目前后持续了10年之久，中国的工程机械闷头学习，获得了巨大的进步，踉踉跄跄地试图跟上外部世界的步伐。当时，国内企业在面对西方巨头时普遍是仰视的心态，它们大都热切地期盼与外资合作，借助对方的资金、技术优势发展壮大。

  不过问题是，天下没有免费的老师，更没有热心做慈善的资本家。中方手里能打的牌，其实主要是国内潜在的广阔市场，但外资巨头盯上的，往往不仅是市场这块大蛋糕，它们还希望借机将尚未成长起来的竞争对手扼杀在摇篮里。

  与汽车行业相似，工程机械行业也曾希望“市场换技术”，不过与汽车不同的是，工程机械领域并没有“外方占股不允许超出50%”的限制，这一点，给了外资挖坑设陷的机会。

  1994年，徐工与卡特彼勒共同出资8200万美元组建了徐州卡特，合作生产挖掘机，投资比例是中方40%，卡特彼勒60%。

  但奇怪的是，徐州卡特成立后，连续三年都是亏损，之后卡特不断提出增资增股要求，徐工所占股权比例不断被稀释到15.87%。到后来，原形毕露的卡特索性提出，希望徐工退出合资公司，由卡特独资。

  所谓合资，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个组装厂，卡特彼勒始终没将核心技术放进来，而是通过合资公司高价购买自己本土公司的核心设备，故意造成合资厂亏损，然后在中方无力承担的情况下，逐步增持股权直至完全掌控公司。

  对外资来说，市场拿到手，技术没流出，合资最后变独资，这算盘打的，实在是便宜占尽。类似的例子在当时屡见不鲜，很多曾经家喻户晓的品牌像新飞冰箱，都是在这种合资陷阱下销声匿迹。

  90年代后期，很多国企面临生存困境，急需改革。徐工当时也连年亏损，面对高额债务，希望引入外界资金技术，按徐工董事长王民的说法：将使徐工获得高新技术和发展资金，加快徐工做强做大、走向国际化的步伐。

  2002年，徐工发布改制公告，全球资本闻风而动，卡特彼勒又一次冲上来，提出收购徐工。不过徐工太了解卡特的德性了，第一个把它踢出局，然后跟一家叫凯雷资本的美国投资公司签订了合同，约定以3.7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徐工85%的股份。

  凯雷是搞投资的，说只出钱，不插手企业日常管理，不改变企业品牌，听起来实在是个良心买家，徐工觉得这次找对人了。问题是，凯雷可不仅仅是个搞投资的，它在美国有着深厚的政府背景，不少美国高官退休后都进入了此公司任职，以至于它被一些人称之为“总统俱乐部”。

  中国工程机械的头号选手，眼看要被外资收入囊中，但就在这节骨眼上，一个人站了出来，逆风翻盘扭转了局势。这个人叫向文波，是三一重工的CEO。

  与徐工不同，三一重工是非公有制企业，董事长梁稳根曾经是中国首富，两家企业在国内打的有来有回，一向不怎么对付。徐工提出改制时，三一也跑来竞标，出价比卡特彼勒高，却连第一轮都没进去。向文波一听满脸懵：你不卖给三一，却要廉价卖给外国人？

  作为民营企业家，向文波早就对外企在中国享受的超国民待遇痛心疾首。那年头还没微博、微信，咽不下这口气的他，跑到网上写下了46篇博客，痛斥徐工收购案的不公和猫腻：第一，徐工卖的太廉价了，有贱卖国有资产的嫌疑；第二，工程机械是国家战略产业，不能随便交给外资。

  向文波的博客很快引起了轩然。徐工收购案，不再只是一个企业的收购问题，而是上升到了保卫中国产业安全的层面。

  2006年7约，商务部连开三天闭门会议，讨论徐工收购事宜。而另一面，外资也没闲着，凯雷基金创始人专门飞到北京，连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也被拉着来做说客。这么反复拉扯了几年，商务部终究是否决了凯雷的收购要求。

  转眼到了2008年，金融危机爆发，外资巨头疲于应付，一时无力觊觎中国企业。回过神来的徐工，也算彻底明白了：合资合不来平等地位，市场也换不来核心技术。

  收购终止的那一年，徐工成立了挖掘机事业部，从零开始做挖掘机。曲曲折折，经过太多弯路，终究是走上自主研发之路。

  而另一边，当国企在市场换技术这条路走得磕磕绊绊时，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家们，正逐渐在遍地荆棘中蹚出另一条路来。

  拜唐国强老师那句魔性的“挖掘机技术哪家强”所赐，蓝翔技校在中国家喻户晓，但造挖掘机最厉害的三一重工，在大众中的知名度就要低多了。

  在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中，孙少安在80年代的城建大潮中，看到了工地对砖瓦的巨大需求，自己开砖窑挖到了第一桶金，成为双水村的致富先锋。在现实世界，梁稳根创建三一的故事，也起源于80年代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。

  梁稳根出生于湖南娄底的小山村，在恢复高考后第二年考入中南大学，毕业后分配到国营机械厂工作。1983年，一心想当“万元户”的梁稳根辞职下海，被怒不可遏的父亲拿着扁担撵他回单位上班。他贩过羊，卖过白酒，生产过玻璃纤维，折腾了好几年，靠卖焊接材料，才成功挖到第一桶金。

  1993年，梁稳根注意到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搞基本的建设，决定进军工程设备制造领域。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决定，重工制造门槛极高，向来是只有国企才敢做的行业。这让我想起李书福造汽车，别人都劝他不行，他说出了那句后来引起颇多争议的话：“造汽车有什么难的，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吗？”

  你可以说无知者无畏，但在那个草创探路的蛮荒年代，正是这种无畏，成了无数民营企业家摸索前行的动力。

  90年代还没有雷军那句“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”，但梁稳根无疑是抓住了时代风口的那批人。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，带来了大量工程机械需求。从1993年到2003年，三一快速的提升，只用了10年的时间就跃居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前列。

  徐工提出改制时，三一也曾参与投标，结果被认为是“搅局者”，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，总裁向文波这才怒而发声，引起轩然。

  进军工程机械行业，三一最早瞄准的，是混凝土泵车——一种利用压力将混凝土输送到一定高度的装备，架桥铺路，高楼大厦，都少不了要用到。那会儿国内市场基本被外资垄断，国内只有几家国企能分到一点点蛋糕。三一想过找外资技术引进，结果根本没人瞧得上他们，只能走自主研发这条路。

  这条路，是最难的路，也是最正确的路。1998年下线年参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，2009年参与世界最高建筑迪拜塔建设，一路创下多项世界纪录。

  更典型的例子，是挖掘机。这玩意儿能挖土，能拆墙，能搬运，被称为工程机械界的万能选手。

  曾经，中国95%以上的挖掘机市场都被外资垄断。1993年，中国只能生产2000多台液压挖掘机，进口却超过了1万台。整个90年代，国产挖掘机年产量都没有突破一万大关。

  三一的挖掘机起步很晚，一直到2000年才做出来第一代产品SY200，而且是个“组装货”：液压系统是日本进口，发动机是德国的，结果装配到一起，却完全不能工作。第一批生产的30台挖掘机全军覆没，最后被当成废铁处理。

  但之后二十年里，三一进步飞速。等到2020年，三一卖出了98,705台挖掘机，占据全球挖掘机市场15%的份额，第一次站上了全球销量榜首，三一在江苏昆山的挖掘机基地举办了庆功会。

  从零到世界第一，只用了二十年时间。当然，目前还只是在规模上做到了第一，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企业。他们盼望做到的，是成为全世界认可的品牌。

  过去20年，不仅三一，整个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都堪称神速。这一方面受益于国内一轮又一轮的基建大潮，另一方面则是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，无论国企还是民企，都逐渐成长起来，摆脱了过去外资的阴影。

  徐工、三一，再加上另一家中联重科，成为中国工程机械三巨头，它们已经有了走出去跟西方巨头掰掰手腕的资本，开始对外主动发起进攻。

  2008年，由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，全世界陷入经济衰退。但对于中国工程机械产业来说，那一年反而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一轮高潮——“四万亿”计划出台后，中国开始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基建计划。

  先是中联重科，2008年收购了意大利CIFA，借助CIFA之前的基础，成功渗透到了70多个国家。之后2012年，三一斥资27亿元，收购了全球混凝土机械第一品牌、德国的普茨迈斯特；紧接着，徐工将德国另一家混凝土机械巨头施维英也收入囊中。

  按常理来说，深陷金融危机的欧洲制造业是烫手山芋，此时唯恐避之不及，但国内工程机械巨头反其道而行，加速海外扩张，集体“抄底”欧美市场。在他们看来，这些欧洲老牌玩家资产和盈利都大幅缩水，是出手收购的天赐良机。

  国际工程机械领域有一份排行榜叫Yellow Table，过去，这张榜单几乎被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瑞典的企业垄断，但近年来中国公司的名字不断攀升。2021年的排名里，前两名依然是美国卡特和日本小松，但三四五名被中国的徐工、三一和中联包揽。

  工程机械产业的整体规模并不算特别大，和汽车、芯片这样的大产业比起来只能算是个小弟，但工程机械行业撬动的价值比表面要大得多。国产航母建造、神舟飞船返回、港珠澳大桥，每一项超级工程背后，都是国内完整的工程装备产业链在支撑。

  中国528万公里的公路历程，100多万座桥梁，4万公里的高铁，一起构成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基础设施，很难想象没有现代化工程装备，这可成为现实。

  拿港珠澳大桥来说，它是中国工程机械登场的高光时刻。其建设过程创造了一系列世界之最——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，也是世界建设史上技术最复杂、施工难度最高、工程规模最庞大的桥梁。

  建设过程中，包括塔机、混凝土泵、汽车起重机、高空作业车、装载机在内的主要工程机械装备悉数上场，还顺便催生出了世界上最大的起重船——振华重工研发的“振华30号”起重船，起重量12000吨，排水量约25万吨，超过全世界所有现役的航母。

  仅仅三十余年前，国内还要依靠人力去完成修河筑路的天量工程，更不要说抗战时期，修筑滇缅公路时艰苦卓绝的岁月。

  我更想起，更早之前的1919年，孙中山曾在《远东时报》上撰写过一篇《实业计划》，后来收入其《建国方略》之中。这篇文章设想了一个宏伟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，规划了连通全国的庞大铁路、公路网络，其志不可谓不宏大，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无异痴人说梦。

  这篇文章里说：“中国正需机器，以营其巨大之农业，以出其丰富之矿产，以建其无数之工厂，以扩张其运输，以发展其公用事业”。孙中山曾畅想，积十年之功奋发图强，使中国工业能力能够追上欧美诸强，不想这条路如此艰难，足足走了一个世纪之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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